六是要尽可能健全完善婚姻市场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法制，坚决制止婚姻欺诈行为。
问题多的是，对华国锋有不同意见。他作了检讨，但是不够深刻。
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相比，这次复出时间大致相当。也可以说，由此开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中国政治，而成为历史性人物。好的影响不需要肃清，坏的影响你们也说不清楚。华国锋的错误不叫路线错误，也不叫路线斗争，政治局仍然建议华国锋在六中全会担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二、从副主席成为普通中委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落。
但是李鑫当时曾传达，两个凡是是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不能批，是为了避开天安门的事情。针对这个问题，几位中央领导都讲了话，对华国锋的原则是批评和帮助，既要他检讨改正错误，又打招呼要大家选他。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民主尚在完善、福利制度尚在改革、没有权利、没有任何监管，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
大师们反对福利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政府向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种基本福利。诞生于这种精神气氛中，经济学家自一出现就关注着物质，GDP被发明出来，整个世界也已经习惯于用物质性的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表现。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让他们误入歧途。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他们看到的显著现象是，威权主义对民主的排斥，福利体系的瓦解，劳工权利的匮乏，以及大多数私人企业家被放任不管，有些跨国公司或权贵企业甚至享有特权。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是物质主义精神的产物，并强化了国家的物质面相。这不是说不需要经济学。
而这种利益，至少从培根那里开始，就已经完全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生活于他们自己的制度与观念环境中，他们不需要再去讨论那些前提、预设——不过，哈耶克却在中年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要解决那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回到基本的前提和预设，因而，他从专业经济学进入法学领域，最后从事宪政设计。但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远不足以涵盖宪制性制度的丰富内容。他们根据上面那个被不假思索颠倒过来的命题，作出结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国当下的制度就是最优秀的。
休谟、斯密道德哲学的预设就是：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动物。总之，新制度学派试图解释过去的成功者为什么会获得成功。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确实，他们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用大师们的批评性话语来比照中国的现实，张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场的信徒们异常兴奋：这里没有系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福利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当然更付之阙如。他们没有分析大师所处的社会与当下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制度差异。
但是，这群经济学人没有这样做。历史主义的陷阱 当然，网友加西亚也补充说，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点点法治、加上一点点宪政，那中国的制度就完美得无以复加了——这是我读过的本年度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句话。
然后，在其七十生日会上，更自信地断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它甚至是保守的——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态度。假如谈论宪制问题，那就暂时忘掉经济学吧。这种历史主义的经验分析方法内在地隐含着一个危险的陷阱。而种种事实已经表明，认知这一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他们以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当的干预。
我们那群经济学人中之好学者似乎也是依据类似的逻辑进行推论的。张五常教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称中国企业已经享有比美国更多自由的经济学人们也自称十分重视制度。
历史是高度复杂的，在某一时间上必然存在着多个现象，人们注意到在此后一个时间点上有了另一个现象，即学者所要分析的演进结果。国家积极投入到财富的创造中，介入贸易、工业，重商主义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不是偶然的。
过去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既超过俄罗斯、东欧，也超过印度，更超过日本、美国，几乎是天下无敌。而正是这句话，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经济学家严重的跛脚。
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已经事先担心起民主的弊病了。如此颠倒之后，还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这种物质主义在经济学知识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探究这个国的基本框架，是重造社会的基本架构及其规则。
他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把增长体制转换成了宪制，因为他们是经济学家。可是，那群经济学家已经在恐惧根本就不存在的工会了，他们也把一切呼吁保护劳工基本人身、结社、言论自由的行为，视同反对自由市场。
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评价宪制良瓠的惟一标准就是增长绩效。在简单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或者说前提、预设。
经济学之诞生，就是自然秩序物质化的产物。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进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贫困的人口。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仔细地分析制度本身。诺斯反覆地研究英国、欧洲、美国的自由市场起源问题，甚至科斯也更像历史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对普通法法官解决产权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从而阐述了隐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准则。近代哲学颠覆了古典以迄中世纪的世界，至少从霍布斯起，人就从一种趋向于某个外在永恒目的——自然或者上帝——的存在，化约为一种激情、欲望的载体。政府惟一的缺点是，仍在不明智地用垄断、管制妨碍增长。
主流经济学人在过去一两年的改革反思中反覆告诉公众就是这么一种看法：现有体制既然已经实现了增长，那么，任何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批评这个体制，尤其是批评能够导致增长——不管因此而让某些民众付出了多大权利与利益上的代价——的那部分机制。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政策意见倒是大体相同的，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垄断、反对政府管制。
因为他们错误地把种种反自由的制度，如工会、产权的法律保护及政治民主之匮乏，当成了自由市场的构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条件。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则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较快增长必然意味着该经济体有一套优良的制度。
此时，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这套体制是一套优良的增长体制，而是说它是一种优良的宪制，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在担心福利损害效率。
